公元1156年,秋,汴京。
汴京火车站已经不是三十年前那个简陋的站台了。十六座站台一字排开,钢架玻璃的穹顶覆盖了整个候车区,阳光透过玻璃洒下来,照在光可鉴人的水磨石地面上。站台上人来人往,穿长袍的商人、着军装的士兵、戴眼镜的学者、裹头巾的西域客商,南腔北调,熙熙攘攘。
王二狗拄着拐杖,站在八号站台的柱子旁边,眯着眼看那块巨大的时钟。时钟是电力的,秒针一跳一跳,发出轻微的咔嗒声。他今年六十余岁了,头发全白了,脸上沟壑纵横,但腰板还直,眼神还亮。旁边站着他的重孙子,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,穿着一件新式的学生装,胸前别着一枚格物小学的校徽。
“太爷爷,火车怎么还不来?”
“快了。”王二狗摸摸重孙子的头,“你太爷爷当年坐火车,还是烧煤的。现在都用油了,又快又稳。”
小男孩似懂非懂,哦了一声。
远处传来汽笛声,清脆,短促,像鸟鸣。一辆流线型的机车缓缓驶入站台,车头漆成深蓝色,上面用金字写着“汴京—巴格达”。车门打开,旅客们鱼贯而出。
王二狗踮起脚,往车厢里张望。他在等一个远方回来的亲戚——当年跟着赵佶西行,赵四娃。赵四娃走了十年了,从汴京到巴格达,从巴格达到拂菻,从拂菻到埃及,从埃及到天竺,走遍了半个世界。前几天打来电报,说今天到汴京。
“太爷爷,是不是那辆车?”小男孩指着后面一辆更豪华的专列车厢。
王二狗眯着眼看。那节车厢的门开了,先下来几个穿着黑色制服、腰里别着短铳的侍卫。然后一个老人探出头来,头发雪白,满脸皱纹,穿着一件半旧的棉袍,脚上是一双千层底布鞋。他扶着车门,慢慢走下来,站在站台上,抬起头,看着那座巨大的玻璃穹顶,看着那些闪烁的电子时钟,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潮。
王二狗愣住了。
他揉了揉眼睛,又看了一遍。
那老人——他认识。虽然老了,瘦了,背驼了,但那张脸,那双眼睛,他这辈子忘不了。
“太……太上皇?”他的声音发颤。
老人转过头,看见了他。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,嘴唇动了动,笑了。
“王二狗?”老人的声音苍老,沙哑,但很温和,“你还活着?”
王二狗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。他扔掉拐杖,踉跄着走过去,跪在老人面前,抱着他的腿,哭得像个孩子。
“太上皇,太上皇,您回来了……您终于回来了……”
老人弯腰,扶起他,拍了拍他的肩膀。那双曾经握过玉玺、批过无数奏报的手,骨节突出,皮肤松弛,但依然温暖。
“起来,起来。别跪了,现在不兴这一套了。”
王二狗站起来,抹着眼泪,看着老人。老人身后跟着几个随从,都老了,头发都白了,但精神还好。杨再兴、周翰、林冲、公孙胜……就是少了梁师成。
“太上皇,梁公公呢?”
老人的眼眶红了,沉默了一会儿,轻声说:“走了。去年冬天,在佛逝国(苏门答腊)走的。临走前还念叨,说想回汴京看看。没等到。”
王二狗又哭了。
老人拍拍他的手,叹了口气。
“不说这些了。走,带朕……带我看看,这座新城。”
赵佶坐在一辆黑色的轿车上,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。他走的时候,汴京新城刚建好,街道宽阔,楼房崭新,但没有这么多车,没有这么多灯,没有这么多高楼。
轿车很安静,没有蒸汽机的轰鸣和煤烟的呛味,只有轻微的嗡嗡声。路两边是整齐的行道树,银杏、梧桐、槐树,叶子开始黄了,在秋阳里闪着金光。人行道上,穿着各式服装的行人来来往往,有骑自行车的,有骑电动摩托的,还有几个踩着滑板车的少年,呼啸而过,留下一串笑声。
轿车拐过路口,街道两旁出现了一排排整齐的木制电线杆,笔直地立在行道树之间,顶端拉着几道黑色的电线,向远方延伸,像五线谱一般。电线上偶尔停着几只麻雀,歪着头打量来往的车辆。
“这些……都是电线?”赵佶问。
杨再兴坐在他对面,点头:“太上皇,是的。格物院的博士们,花了十年工夫,建了电厂,拉了电线。现在汴京城的家家户户,都通电了。灯是电灯。”
赵佶沉默了很久,看着窗外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,看着那些闪烁的霓虹灯招牌——有卖肥皂的,有卖火柴的,有卖自行车、卖电器、卖石油的。他看见一栋大楼顶上,竖着几个巨大的铁字:大宋电力公司。
“电……从哪儿来?”他问。
杨再兴说:“从煤炭里来,从水力里来。格物院的博士们发明了一种发电机,用烧油的发动机带动,就能发电。后来又在黄河上建了水电站,用水力发电。现在,汴京城的电,一半是火电,一半是水电。”
赵佶点了点头,没有再问。
轿车经过格物大学堂。那座钟楼还在,但周围多了好几栋新楼,高高低低,错落有致。楼顶上竖着各种天线,有圆的,有方的,有网状的。校门口停着几十辆黑色的轿车,学生们进进出出,有的抱着书本,有的拎着皮箱,有的三三两两站在路边聊天。
“那些人,在等什么?”赵佶指着校门口一群聚在一起的学生。
杨再兴看了看,笑了:“太上皇,他们在等公交车。现在汴京的公交车线路有几十条,四通八达。学生、工人、职员,都坐公交车上下班。”
赵佶笑了,笑着笑着,眼泪就下来了。
轿车继续往前开。经过一座大桥,桥下是汴河。河面上有船,不再是帆船和木船,而是铁壳的燃油机船,突突地驶过水面,船尾拖着一道白色的浪花,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油味。河两岸是整齐的堤坝,堤坝上种着垂柳,柳条在风里飘荡,像少女的长发。
轿车继续往前开,经过一片开阔地,杨再兴忽然指着远处:“太上皇,前面就是新城了。”
赵佶顺着他的手望过去。一片高楼群立在秋阳下,有的十余层高,外墙镶着玻璃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楼顶上竖着各种招牌,街道上车水马龙,轿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,川流不息。他眯着眼看了一会儿,目光没有惊讶,反而带着一种遥远的、近乎恍惚的平静。
那些玻璃幕墙,那些霓虹招牌,那些四四方方的混凝土盒子——他都见过。在另一个世界里,他每天睁眼就能看见这些东西,甚至比这更高、更密、更亮。如今它们出现在汴京的天际线上,像一场被时光揉碎了的梦。
“那些跑得很快的,四个轮子的铁壳车。”杨再兴指着街上几辆黑色轿车,语气里带着一点炫耀,“是油车,烧汽油的,马力大,跑得快。城里的达官贵人,都买这玩意儿。一辆要好几千两银子呢。”
赵佶没说话。他看见一辆黑色轿车从旁边驶过,车窗里隐约露出一张年轻的脸,戴着墨镜,手里夹着烟。他忽然笑了,笑得很轻,像是在笑自己,也像是在笑这个拼命追赶他记忆的世界。
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,声音很淡,“朕知道。”
赵佶靠在座椅上,闭上眼睛,听着窗外的声音——轿车的喇叭声、行人的谈笑声、远处工厂的机器轰鸣声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,嗡嗡的,像蜜蜂在春天里飞舞。他忽然觉得,自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世界——那个他曾经生活过、奋斗过、最终离开了的世界。不,不一样。那里没有汴河,没有皇宫,没有这些熟悉的面孔。
这里是汴京。是他亲手推倒城墙、铺上水泥路、种下行道树的汴京。是赵柽接过担子、用了十几年时间、建成的一座全新的城市。是他的家。
轿车在一座大院门前停下。院门很普通,青砖灰瓦,没有石狮子,没有朱漆大门,只有一块木牌,上面写着几个字:赵府。
赵佶下了车,站在门口,看着那块木牌,看了很久。
“太上皇,进去吧。”杨再兴轻声说。
赵佶点点头,推开大门,走进去。
院子里,一个年轻人正蹲在地上,摆弄一辆奇怪的铁家伙。那家伙有四个轮子,一个铁壳子,上面还竖着一根天线。年轻人听见脚步声,抬起头,看见赵佶,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
“父皇,您回来了?”
赵柽站起来,拍拍膝盖上的土。他今年三十三岁了,眉目清隽,鬓角已经有了几根白发,穿着一件半旧的蓝色工装,手上沾着油污。赵佶看着他,看了很久。孩子长大了,不再是在格物院摆弄铁疙瘩的那个九岁小孩了。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,一个真正的好皇帝。
“回来了。”赵佶说。
赵柽走过来,扶着他,往屋里走。梁师成不在了,杨再兴老了,周翰瘸了,林冲也老了。但孩子还在。
“父皇,您瘦了。”
“你也瘦了。别光顾着忙,注意身体。”
赵柽笑了,笑着笑着,眼眶红了。
父子俩走进屋里,坐下。赵柽亲手给赵佶倒了一杯茶。
“父皇,您这一路,辛苦了。”
赵佶端起茶碗,喝了一口。茶是今年的新茶,淡黄色,有一股清冽的香气。
“不辛苦。朕……我这一路,看见了很多东西。从汴京到巴格达,从巴格达到拂菻,从拂菻到埃及,从埃及到天竺,从天竺到佛逝。到处都有大宋的商人和士兵,到处都有人说着汉话,用着大宋的铜钱和银币。我这一辈子,没白活。”
赵柽低下头,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父皇,您看见的那些,都是您打下来的基础。没有您当年推倒城墙、修水泥路、办学堂、格物院,就没有今天的一切。”
赵佶摇摇头,笑了:“不。基础是我打的,但大厦是你建的。我只会破,不会立。你会破,也会立。你比我强。”
赵柽抬起头,看着父亲。那张苍老的脸上,皱纹很深,但眼睛还很亮。
“父皇,我有一件事,一直想问您。”
“问。”
“父皇,您这一生……有没有什么,是藏在心里,从未对任何人提过的?”
赵佶愣住了。
父子俩对视,很久很久。
赵佶忽然笑了,笑得很轻,像风吹过稻田。他张了张嘴,似乎想说出一句什么话——那话很短,只有几个字,像一句暗号,一句只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切口。他的嘴唇微微翕动,发出一个极轻的音节。
“天……”
声音就此断了。
他的手从茶碗边滑落,头微微偏向一侧,眼睛还睁着,嘴角仍挂着那丝笑意,像是在那个瞬间看见了什么旁人看不见的东西。窗外,一片金黄的银杏叶旋转着飘落,落在窗台上,又被秋风卷起,消失在午后的阳光里。
赵柽跪在父亲面前,握住那只已经失去温度的手,久久没有动。他没有哭出声,只是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地砖上,洇开一小片湿痕。
“父皇……”他低声唤了一句,没有回应。
院子里,银杏树的影子一寸一寸地移。杨再兴、周翰、林冲、公孙胜,还有王二狗,都默默地站在门外,没有人说话。他们知道,那个带着他们从汴京走到巴格达、从巴格达走到世界尽头的人,走了。
这一年,是公元1156年,宋靖平三十二年。赵佶享年七十四岁。
他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,一条横贯亚洲的铁路,一座遍布电线与高楼的新汴京,和无数未能说出口的秘密。那句只吐出一个字的暗号,成了赵柽心中永远的谜。他不知道父亲想问什么,是问他的来历,还是在确认他是否同路人?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。
秋风穿过垂拱殿,吹动画着巨幅世界地图的舆图。那张图上的朱红色,已经从东海之滨一直涂到了地中海。而在舆图的最西端,那片广袤的空白处,有人用铅笔轻轻画了一个问号。
那是赵佶的手迹,落笔很轻,像是怕惊动了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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