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乐二年的冬天,对刚刚经受了一场政治地震的南京城而言,来得格外凛冽,也格外严酷。自秋末以来,应天、镇江、常州、苏州乃至浙江北部的湖州、嘉兴一带,连续两月滴雨未落。往昔丰沛的江河溪流,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,露出龟裂的河床与枯死的水草。原本该是稻谷金黄、准备收割的江南沃野,此刻放眼望去,尽是焦黄的、布满蛛网般裂口的土地,稻禾成片枯死,有些地方甚至颗粒无收。
灾情如同燎原的野火,伴随着恐慌与绝望,迅速蔓延。先是村庄里存粮耗尽的人家,扶老携幼,推着独轮车,挑着破担子,开始向尚有官仓的州县府城汇聚。很快,这股涓涓细流汇成了汹涌的饥民潮。衣衫褴褛、面黄肌瘦的灾民,如同蝗虫过境,挤满了官道,堵塞了城门。南京城外,秦淮河畔,钟山脚下,到处可见用破草席、烂木头搭起的窝棚,到处是孩童的啼哭、老人的呻吟,以及因争抢有限的食物和饮水而爆发的零星冲突。空气中弥漫着尘土、汗臭、以及一种濒临绝境的躁动不安。
各地的告急文书,如同雪片般飞入通政司,堆满了朱棣的御案。粮价,在最初的短暂平稳后,开始再次疯狂上窜,比之靖难结束时的南京犹有过之。奸商们如同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,开始新一轮的囤积居奇。地方官仓在经历了战乱、清洗和持续的消耗后,本就存粮不足,面对数十万张嗷嗷待哺的嘴,更是捉襟见肘,不少州县官仓己然见底。
奉天殿内,气氛比殿外呼啸的寒风更加冰冷、更加混乱。
“……陛下!必须立刻开仓!将所有能调集的官仓存粮,全部拿出来,设立粥厂,施粥赈济!否则,城外灾民一旦饿极生变,冲击城门,后果不堪设想!”一名来自受灾地区的御史,声音嘶哑,双眼通红地奏请。他的官袍皱巴巴的,显然连日奔波,没怎么合眼。
“开仓?说得轻巧!”立刻有户部的官员反驳,“官仓存粮几何?灾民又有多少?全部拿出来,能支撑几日?况且,北方边镇、京营将士的粮饷,朝廷百官、勋戚的禄米,又从何而来?一旦官仓耗尽,而灾情未解,到时又该如何?坐看全城一起饿死吗?”
“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百姓饿死!陛下仁德,岂能见死不救?”
“救?怎么救?拿什么救?除非能从天上掉下粮食来!”
“依臣之见,当务之急是弹压!”一名五军都督府的将领出列,声如洪钟,“流民聚集,最易生乱。当调集京营精锐,出城驱散聚集灾民,令其各归本乡。敢有冲击城门、哄抢粮店者,立斩不赦!唯有以兵威震慑,方能维持秩序,再图缓救!”
“荒谬!此时以兵刃相加,无异于火上浇油!只会激起民变!”
“难道任由他们冲击南京,酿成大乱?!”
“可曾统计清楚,到底有多少灾民?需要多少粮食?”
“各地奏报不一,粗估不下三十万!”
“三十万?!就算每人每日半升,一日也需一千五百石!何处去寻这许多粮食?!”
朝堂之上,争吵愈烈。主张全力开仓放粮的“仁政派”与担忧粮尽生乱的“现实派”相持不下,而主张武力弹压的“强硬派”又让局面更加复杂。人人忧心忡忡,却又提不出一个能兼顾生存、秩序与财政可持续的可行方案。夏原吉新任户部尚书,面对如此烂摊子,也是眉头紧锁,他精于钱谷,深知无源之水的道理,单纯放粮绝非长久之计,但眼下又有什么办法能变出粮食来?
朱棣高坐龙椅,面色沉郁,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扶手。他刚刚以铁腕整肃了朝堂,正欲大展拳脚,却不想天灾骤至。看着殿下吵作一团的臣子,他心中烦躁渐生。目光扫过,落在了新任户部右侍郎(加衔)、总摄全国钱粮要务的沈墨身上。这位年轻的能臣,自出狱复职以来,一首沉默寡言,似乎在消化、整理着什么。
“沈墨,”朱棣点名,声音带着一丝压抑的期待,“你总摄钱粮漕运,于物资调度,素有急智。眼前灾情,你有何见解?”
刷!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到沈墨身上。有期待,有怀疑,有幸灾乐祸,也有不屑一顾——漕运改革是厉害,可那是长期功课,面对这天崩地裂般的突发灾荒,你那套“数据”、“流程”还能管用?
沈墨出列,手中并无片纸,只有脑中早己推演过无数遍的方案和面板实时测算的数据。他声音平稳,清晰地穿透殿内的嘈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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